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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跪下的那一刻，没人说话。
南京的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响，空气里没有硝烟，但那股子沉重，比当年还压人。
他穿着一身黑衣，九十多岁，腿一弯，骨头都在响。
他没喊冤，也没喊痛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他们死得不该。”
1937年冬天，南京还没完全沦陷，郊外一个村子，天刚亮，雾没散，东史郎跟着部队冲进村子。
他那时候二十出头，背着枪，脚踩着硬得像石头的冻土。
村子不大，没几户人，安静得像没人住。
可一推开门，屋里灯还亮着。
他记得特别清楚，一盏二十瓦的灯泡，黄黄的光，照着神龛前一个年轻女人，她正踮着脚擦神像，衣摆上有新泥点，干了还发白。
她转过头时，他愣住了。
不是因为她长得多好看，是那眼神太干净了，一下就把他从紧张的状态里拽出来。
“后屋有无线电！”后面有人喊，他这才回神。
女人身后，角落里蜷着个男人，脸色苍白，手被绑着，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。
东史郎说，那男人眼睛像钉子，死死盯着，像是要记住她最后的样子。
有人动手了，刺刀架在了男人胸口。
东史郎说他闻到一股铁锈味，不是枪油，是血味。
女人一下子猛扑过去，把两个士兵撞得退了半步，把男人护在身后。
她头发散了，几根头发粘在男人嘴角的血上。
她没喊救命，只是把男人的手贴在自己脸上。
那时候没人说话，连呼吸都小了。
中队长吼了一声：“动手！”然后女人扯开衣领，挡在男人前头。
东史郎说，他那一瞬间脑子里闪过姐姐的脸。
他姐姐也在战乱里死了，死前据说也是这样护着弟弟们。
第一刀下去，血溅到了中队长眼镜上。
他没擦，眼镜上挂了血珠。
女人咬着嘴唇，没叫，只哼了一段调子，断断续续的，是江南那边的小曲。
男人嘴里吐着血沫，手还动着，想摸她。
第三刀下去，女人身子一软，倒在男人身上。
两个人的血在地上混在一块，泥地上起了霜，血冻得发黑。
东史郎说他当时站在门口，手哆嗦得枪都握不稳。
他不敢看，但耳朵里全是那个调子，像缝在骨头里一样。
火把点了，屋顶烧起来。
东史郎最后看了一眼，那两个人合在一起，像没分开过。
他说他从没见过那么惨的死法，也从没见过死得那么安静的人。
后来部队走了，南京进了城，战事继续。
他也继续打仗，继续活着。
但那一幕一直在他脑子里转。
别人喝酒的时候吹牛说杀了多少人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
他写日记，把那天的每个细节都写下来，写了几十年。
他没被表彰，也没人嘉奖他。
战争结束了，他回日本，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头。
可他没忘，那对人，那间屋，那段曲子。
他不止一次说，那对夫妻不是战士，是普通百姓。
他们家里有无线电，也许是抗日联络员，也许只是收听消息。
他说不清楚，但他记得他们死得比很多士兵都硬气。
他老了以后，开始讲这段事。
有人骂他叛国，有人说他抹黑军队。
他不反驳，也不争。
他说他不是为了谁说，是为了自己能睡着觉。
他说在南京杀的那对夫妻，是他这辈子过不去的坎。
他曾经把自己的日记拿去出版，大部分被删了，说影响不好。
他就自己印，送给愿意听的人。
他说不是为了让人原谅他，而是怕没人记得那两个人。
几十年后，他一个人坐飞机来南京。
不是参观，不是旅游，是来跪的。
那天风很大，黄叶飘得满地。
他穿得整整齐齐，带着那本破旧的日记，跪在曾经的村子边。
他知道那村子早没了，地皮早变了，但他记得方位。
他跪下去，手撑着地，骨头咯吱响。
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们死得不该。”
那天没人围观，也没人采访。
他跪了很久，站起来的时候腰直不起来。
他把一本日记放在地上，转身走了。
他走得很慢，但没回头。
参考资料：
《东史郎日记》，东京·东史郎旧藏手稿，部分节选由中日战争史料研究中心翻译整理
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部口述历史档案
《侵华日军南京暴行记录汇编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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